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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適逢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這本描述“明代中國如何成為海上的強權，又為何在進行范圍廣闊的遠征之后，開始有系統自我摧毀本身強大的海軍”的專著（中譯本）在大陸推出，可謂適時。作者李露曄（Louise Levathes）是美國專業作家，曾為《國家地理雜志》撰稿十年，并協助李約瑟博士修訂《中國科技史》航海技藝部分。作者的文學背景，使她的文字極富細節性和現場感，一洗一般學術論著的枯燥乏味。 本書題為“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從這一醒目的書名不難想象明初官方海洋冒險的壯闊波瀾及其“耀兵異域”的恢宏氣勢。明王朝的艦隊曾在馬六甲海峽大戰海盜，干預爪哇國的內政，并生擒錫蘭的國王。當鄭和統率龐大船隊抵達非洲時，距后來葡萄牙人達?伽馬帶領的三艘“破帆船”登陸東非還有80年，本書作者甚至設想，如果鄭和與葡萄牙人在海上相遇，會發生什么事？“見過葡萄牙的破船之后，中國艦隊指揮官會不會想在前進的途中踩扁那些擋路的蝸牛，以阻止歐洲人打開一條東西貿易的通路呢？”難怪美國《紐約時報》要感嘆：“假設鄭和繼續前行，《紐約時報》應該是中文的�！�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宣德年間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明帝國從對外擴張突然轉為“絕對閉關自守”，鄭和的船隊被系統地“自我毀滅”。成化十三年，宦官集團曾經嘗試復蘇明初的航海冒險，向兵部索取《鄭和出使水程》（即鄭和七次航海的全部檔案），遭到文官集團的抵制，兵部郎中劉大夏先行將檔案取走，“毀之以拔其根”，徹底掐滅了宦官集團對海上遠征興趣的非份之想。明王朝自我摧毀海上力量的直接后果是，“自16世紀一開始，中國即飽受日本海盜破壞性的侵襲之苦”，而朝廷幾乎束手無策。更為深遠的歷史性影響還在于，當19世紀西方列強沿中國海岸線咄咄逼近時，繼承了明王朝閉關自守政策的清帝國卻沒有力量可以抵抗。明王朝何以會在成了海上強權之后突然自廢武功？如果將此歸咎于皇帝的缺乏冒險精神以及文官集團的短視和保守，可能是不得要領的。 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找尋原因。明初海上擴張的動力顯然來自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鄭和七下西洋，六次是永樂皇帝所遣派。不管朱棣詔令鄭和遠征西洋乃是出于多么宏大的政治目標，也不管出使西洋為明朝國庫帶來了多么豐盈的貢品，但朝廷組織龐大艦隊所牽涉的巨量資源調配則全賴太祖朱元璋締造的簡陋財稅體系提供支持。這一被史家稱為“洪武型財政”的體制過分遷就落后經濟，商業資本備受打擊和限制，國家以較低的稅率扁平地向無數小自耕農抽取實物稅賦，同時全民也編班輪值，為國家供應各式義務服役。在這種財稅框架下，朝廷適宜于施行自給自足與勤儉節約的治國方略，而難以支撐任何擴張性的政策。本書的作者提到，“浩大船隊的需求是如此的龐大，而這些需求幾乎是立即涌現，它開始成為天下百姓的一大負擔”。勒派到平民身上的巨大負擔包括：為船隊的建造提供大量無償的物資（如木材與桐油）和力役；為船隊將要出洋進行的海外貿易上貢各項物品，如絲綢、茶葉、鐵制品等；而且，在朝廷向民間征斂的過程中，不過避免地出現了“貪官污吏非分壓榨地方百姓的情況”。而浩大船隊勞師動眾從遠洋進口的貢品也盡解國庫（朝廷后來將胡椒與蘇木用于支付官員薪俸），于民生并無多大益處。將遠征西洋目為“勞民傷財”，恐怕亦不為過�？墒牵凹词乖谶@些震懾人心的船只的光輝之中暗藏著不滿的種子，但永樂皇帝并未特別擔心它”。“朱棣注視著這批即將奉旨行事、整帆待發的船隊，他知道他統治下的光輝已經顯現，而全世界即將目睹他的萬丈光芒”。 遠征西洋的浩蕩船隊，“僅是永樂皇帝在位24年期間所派遣的近50個特使團當中的一個而已”。在朱棣將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向浩瀚西洋的同時，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并未放棄在陸上昭示帝國權威的機會，先是進兵安南，復數度御征蒙古。永樂十四年，又完成了大運河的疏浚；十七年，將國都從南京遷至北京。在軍事征討與興建新都的風光背面，是民間不勝重負的物資投入和力役供給。朱棣未及將先帝創建的緊縮、內斂型財稅體系加以全盤改造，匆促拿來支撐他的擴張性政策，其捉襟見肘的財政困頓已顯而易見，解決的法子唯有是飲鴆止渴般的無度征斂，向民間加派額外捐輸，增添不給酬的工役。永樂十九年，發生在紫禁城的一次雷擊讓朱棣意識到這可能是上蒼對他施政失德的警告，深受震驚的皇帝終于下詔暫停鄭和船隊的遠航和停止部分征斂，以紓民困。然而次年，朱棣又“忘卻了帝國財政困難的警訊”，發兵遠征韃靼。二十二年，在征戰行軍中這一代雄主病逝。繼位的仁宗一改乃父的擴張政策，主節約，重國本，他頒發的第一道圣旨就是昭令“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民梢人等，各放寧家”，并解除了鄭和寶船船隊總兵的職務。仁宗御宇不足一年駕崩，宣宗即位，在他治下鄭和受命進行了最后一次遠航，之后這支大明帝國的龐大艦隊徹底告別了浩瀚海洋，“皇帝下令嚴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 海禁是明王朝從永樂帝的權力擴張向自給自足傳統回歸的標志，儒家正統出身的文官集團在這一退縮過程中無疑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社會結構的不適應，用黃仁宇的話來說，明朝的第一個皇帝制造出過于簡陋的財政體系，第三個皇帝又不顧其設計之目的，只拉過來將之濫用，第五個皇帝采收縮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潰。 本書作者說，“諷刺的是：中國從海上撤退之際，正值歐洲強權離開地中海安全的避風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險，試圖發現一條到達遠東的通道之時�！迸c鄭和奉詔下西洋不同，西方國家之海上探險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甚至全由民間團體或私人企業主導。當我們隨著李露華的筆觸回溯600年前中國的短暫海上霸權歷史時，最感痛惜的不是明朝官方的海上力量被自我摧毀，而是這個帝國的擘劃者囿于提防和限制私人資本和民間商業，國家的“斂聚”無異于與民爭利、搜刮民脂，而為正統士大夫所抨擊，只好掉頭折回自給自足的小農舊局，再無他途。 （《當中國稱霸海上》，[美]李露曄著，邱仲麟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26.00元。本文援引之文字均出自該書，不贅注。） | 
發表于 2007-9-13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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